由于王阳明的暗中帮助，有余姚知县顾存仁冲锋陷阵，唐顺之的绍兴府清田行动，首先在余姚打开局面。
清田，是赋役改革的基础，田册都没搞清楚，还怎么改革田赋？
清田是为扩大田税的征收面，并非为了抑制土地兼并。为实现快速清田，减小清田阻碍，王渊甚至通令全国，只要能拿出合法田契，老老实实清田入册，正德年间所欠田赋一笔勾销，以前偷逃的税款都不予以追究。
江南地区，比较头疼的是官田，这玩意儿名义上属于国家，地主根本拿不出合法田契。
陈雍当时在江西清田，最大的阻碍就是官田，干脆非常暴力的全部充公。事实证明，这种做法低效且无用，只几年时间而已，江西官田再次被富户侵占。
经过内阁、六部与都察院的长期反复讨论，绍丰二年夏天，内阁再次颁发清田指示。
拥有官田的田皮十年以上者，只需缴纳少量购地款，即可合法拥有官田的田契（田骨），这相当于对地方士绅大族的妥协，也是在处理朱元璋搞出的历史遗留问题。
田皮田骨，就是明代中期搞出的玩意儿，并在清朝中期迅速流行蔓延。
田骨，即土地所有权。
田皮，即土地佃租权。
据史料记载，张居正清田的时候，地方士绅所占土地，最多一家就有700多万亩。而到了明末，江南有田者仅剩一成，无田百姓多达九成。
土地大量集中，人口大量繁衍，导致你想做佃户都没门儿。
于是，田皮就开始变得普遍。即你想当佃户，先出钱买田皮，获得某块土地多少年的佃耕权力。一般而言，田皮属于永久性质，但也有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等短期合约。
田皮还能转***如我是佃户，手里有一张田皮，但我缺钱想卖掉。可以请来公证人立约，将这块土地的佃租权转让，土地真正的主人（田骨拥有者）不得干预交易。
也即是说，如果一块土地，田骨与田皮分开，地主无法选择自己的佃户，且无法随意更改田租（交多少租子都写进了田皮合约之中）。
很有可能，田皮的出现就是因为官田。
江南有大量官田存在，无法获得合法田契，但又确实在市面流通交易。那么就只能订立私约，出售官田的耕种权，这种交易形式被私田采用，渐渐演化出田骨与田皮之分。
最新法令一出，江南清田速度快速提升，大量地主拿出少许购地款，购买本就属于自己的官田，把以前的灰色田产转为合法田产。
也有少数地主，连一点点购地款都舍不得，还想继续非法持有官田，隐瞒田亩并阻挠官府清田。对于这种人，王渊指示地方官不要留情，查出多少非法田亩，不但全部没收充公，还要罚没两倍规模的合法田产，拒不执行者举族流放！
余姚谢家，就差点被唐顺之举族流放！
谢迁是弘治朝内阁三重臣之一，一直活到朱载堻登基才去世。他的兄弟和儿子们，大部分是知府以上级别的官员，有两个甚至为当朝正三品大员。
唐顺之在余姚清理王氏田产之后，立即着手清理谢氏田产。
谢迁的儿子谢正，仗着朝中有人做官，仗着自身在余姚的影响力，三番五次阻挠唐顺之的清丈工作。虽然没有暴力抗法，却勾结贿赂差役，一边隐瞒自身田亩，一边趁机侵占百姓土地。
唐顺之查明情况之后，将违法差役全部送进大牢，又亲自带人抓捕谢正，同时上疏弹劾谢氏官员。
最终处理结果：余姚谢氏出身的官员，全部贬官三级，族长谢正流放殷州！谢氏所隐瞒的田亩，全部予以充公，并没收双倍数额的合法田产。若再不配合，谢氏官员集体罢官，谢氏主宗集体流放。
朝廷对余姚谢氏的处罚，让整个浙江都风声鹤唳。家里有人在做官的，甚至主动写信回来，劝诫族人一定要好生配合。
王渊已经很宽容了，不再胡乱罚没土地，甚至配合地主侵吞官田，只希望他们今后老老实实交税。如果这都还不满足，那纯属贪得无厌，即便被举族流放，也不能怪王渊为政暴虐。
你看余姚王氏，在王阳明的劝导之下，就主动完成清丈工作。不但把非法官田变为合法私田，还免除了正德年间所欠的田赋，而且获得朝廷和百姓赞誉，简直算得上名利双收啊。
……
京城。
文渊阁。
常伦回京述职，并献上“一条鞭法”，内阁正在讨论修改，商量着是否推行全国。
一条鞭法，是桂萼总结发明的，常伦也有参与制定。
“此法甚好，可解小民之苦。”王琼对此非常赞赏。
毛纪却说：“可利一时，为害深远。可利一地，为祸天下！”
王渊只听说过一条鞭法，但不知道具体内容，更不知道这玩意儿出于桂萼。
此时详细思考，不得不承认，毛纪虽有私心，却一语中的也。
中国历代实行“两税法”，分别以田亩和人口进行征收，包括田赋、丁役、杂税等等。一条鞭法，将工商税以外的税种，全部合而为一，无疑是中国税制的巨大进步。
但是，一条鞭法的具体施行，太依靠中央管束了，换个皇帝或者首辅，很可能变成残民政策。
历史上的一条鞭法，主要弊端有两个，一个是催生出火耗，另一个是被官员破坏。
张居正死后，一条鞭法虽然还在实行，但地方官员又开始加派杂税。啥意思？本来苛捐杂税，就已经摊在一条鞭中，地方继续加派的话，等于杂税被重复收了两次，老百姓的日子变得更加困难。
毛纪说“可利一时，为害深远”，便是猜到今后可能出现的状况。一旦朝廷监督不力，地方官员肯定加派杂税，到时候反而害了天下百姓。
而“可利一地，为祸天下”，却是在说地方差异。
一条鞭法，适合在江南、湖广、四川等地推行，却不适合山东这样广种经济作物（棉花）的省份。
绍丰二年秋，山东清田已经完成得差不多。
一条鞭法的创立者、山东左布政使桂萼，以揭帖形式给首辅王渊发函，请求提高经济作物的赋税，把棉田也归为主田进行田赋征收。否则，一条鞭法在山东施行，必然变成残民暴政！
此举不利资本家，特别不利于王渊这个资本家头子。
但必须改！
在王渊的主导之下，内阁再度颁发政令，从今往后，棉田也算主田，提高田赋比重。
国内棉花价格因此提升，从而导致另一结果，资本家们加大力度往印度移民，印度的棉花种植规模迅速扩大。
清田，是赋役改革的基础，田册都没搞清楚，还怎么改革田赋？
清田是为扩大田税的征收面，并非为了抑制土地兼并。为实现快速清田，减小清田阻碍，王渊甚至通令全国，只要能拿出合法田契，老老实实清田入册，正德年间所欠田赋一笔勾销，以前偷逃的税款都不予以追究。
江南地区，比较头疼的是官田，这玩意儿名义上属于国家，地主根本拿不出合法田契。
陈雍当时在江西清田，最大的阻碍就是官田，干脆非常暴力的全部充公。事实证明，这种做法低效且无用，只几年时间而已，江西官田再次被富户侵占。
经过内阁、六部与都察院的长期反复讨论，绍丰二年夏天，内阁再次颁发清田指示。
拥有官田的田皮十年以上者，只需缴纳少量购地款，即可合法拥有官田的田契（田骨），这相当于对地方士绅大族的妥协，也是在处理朱元璋搞出的历史遗留问题。
田皮田骨，就是明代中期搞出的玩意儿，并在清朝中期迅速流行蔓延。
田骨，即土地所有权。
田皮，即土地佃租权。
据史料记载，张居正清田的时候，地方士绅所占土地，最多一家就有700多万亩。而到了明末，江南有田者仅剩一成，无田百姓多达九成。
土地大量集中，人口大量繁衍，导致你想做佃户都没门儿。
于是，田皮就开始变得普遍。即你想当佃户，先出钱买田皮，获得某块土地多少年的佃耕权力。一般而言，田皮属于永久性质，但也有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等短期合约。
田皮还能转***如我是佃户，手里有一张田皮，但我缺钱想卖掉。可以请来公证人立约，将这块土地的佃租权转让，土地真正的主人（田骨拥有者）不得干预交易。
也即是说，如果一块土地，田骨与田皮分开，地主无法选择自己的佃户，且无法随意更改田租（交多少租子都写进了田皮合约之中）。
很有可能，田皮的出现就是因为官田。
江南有大量官田存在，无法获得合法田契，但又确实在市面流通交易。那么就只能订立私约，出售官田的耕种权，这种交易形式被私田采用，渐渐演化出田骨与田皮之分。
最新法令一出，江南清田速度快速提升，大量地主拿出少许购地款，购买本就属于自己的官田，把以前的灰色田产转为合法田产。
也有少数地主，连一点点购地款都舍不得，还想继续非法持有官田，隐瞒田亩并阻挠官府清田。对于这种人，王渊指示地方官不要留情，查出多少非法田亩，不但全部没收充公，还要罚没两倍规模的合法田产，拒不执行者举族流放！
余姚谢家，就差点被唐顺之举族流放！
谢迁是弘治朝内阁三重臣之一，一直活到朱载堻登基才去世。他的兄弟和儿子们，大部分是知府以上级别的官员，有两个甚至为当朝正三品大员。
唐顺之在余姚清理王氏田产之后，立即着手清理谢氏田产。
谢迁的儿子谢正，仗着朝中有人做官，仗着自身在余姚的影响力，三番五次阻挠唐顺之的清丈工作。虽然没有暴力抗法，却勾结贿赂差役，一边隐瞒自身田亩，一边趁机侵占百姓土地。
唐顺之查明情况之后，将违法差役全部送进大牢，又亲自带人抓捕谢正，同时上疏弹劾谢氏官员。
最终处理结果：余姚谢氏出身的官员，全部贬官三级，族长谢正流放殷州！谢氏所隐瞒的田亩，全部予以充公，并没收双倍数额的合法田产。若再不配合，谢氏官员集体罢官，谢氏主宗集体流放。
朝廷对余姚谢氏的处罚，让整个浙江都风声鹤唳。家里有人在做官的，甚至主动写信回来，劝诫族人一定要好生配合。
王渊已经很宽容了，不再胡乱罚没土地，甚至配合地主侵吞官田，只希望他们今后老老实实交税。如果这都还不满足，那纯属贪得无厌，即便被举族流放，也不能怪王渊为政暴虐。
你看余姚王氏，在王阳明的劝导之下，就主动完成清丈工作。不但把非法官田变为合法私田，还免除了正德年间所欠的田赋，而且获得朝廷和百姓赞誉，简直算得上名利双收啊。
……
京城。
文渊阁。
常伦回京述职，并献上“一条鞭法”，内阁正在讨论修改，商量着是否推行全国。
一条鞭法，是桂萼总结发明的，常伦也有参与制定。
“此法甚好，可解小民之苦。”王琼对此非常赞赏。
毛纪却说：“可利一时，为害深远。可利一地，为祸天下！”
王渊只听说过一条鞭法，但不知道具体内容，更不知道这玩意儿出于桂萼。
此时详细思考，不得不承认，毛纪虽有私心，却一语中的也。
中国历代实行“两税法”，分别以田亩和人口进行征收，包括田赋、丁役、杂税等等。一条鞭法，将工商税以外的税种，全部合而为一，无疑是中国税制的巨大进步。
但是，一条鞭法的具体施行，太依靠中央管束了，换个皇帝或者首辅，很可能变成残民政策。
历史上的一条鞭法，主要弊端有两个，一个是催生出火耗，另一个是被官员破坏。
张居正死后，一条鞭法虽然还在实行，但地方官员又开始加派杂税。啥意思？本来苛捐杂税，就已经摊在一条鞭中，地方继续加派的话，等于杂税被重复收了两次，老百姓的日子变得更加困难。
毛纪说“可利一时，为害深远”，便是猜到今后可能出现的状况。一旦朝廷监督不力，地方官员肯定加派杂税，到时候反而害了天下百姓。
而“可利一地，为祸天下”，却是在说地方差异。
一条鞭法，适合在江南、湖广、四川等地推行，却不适合山东这样广种经济作物（棉花）的省份。
绍丰二年秋，山东清田已经完成得差不多。
一条鞭法的创立者、山东左布政使桂萼，以揭帖形式给首辅王渊发函，请求提高经济作物的赋税，把棉田也归为主田进行田赋征收。否则，一条鞭法在山东施行，必然变成残民暴政！
此举不利资本家，特别不利于王渊这个资本家头子。
但必须改！
在王渊的主导之下，内阁再度颁发政令，从今往后，棉田也算主田，提高田赋比重。
国内棉花价格因此提升，从而导致另一结果，资本家们加大力度往印度移民，印度的棉花种植规模迅速扩大。